捐出半個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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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出半個肝

                                                                                                                                                                                          馬作忠

May, 2004

        今年台灣三月二十日總統大選前一星期,我在電腦網路上瀏覽台灣的新聞時,看到有一位教授因嚴重肝病而住院,他已近昏迷狀態,需要肝臟移植才能挽救他的生命。他的病為何引起台灣媒體的注意?我不清楚。似乎透過媒體,找到了他在國外的兩位兒子,並且因此而使兩位兒子趕回探視老爸的病,而且媒體已判斷其中一位兒子太瘦,不適宜捐肝,因此捐肝救父的責任就落在另一位較健康的兒子身上。我很為這位兒子擔心,他要是不捐肝的話,立刻會召來媒體千夫所指,擔上不孝的罪名。台灣社會上這種公義人士太多,說不定連夜趕到總統府前示威或請願,要求政府立法強制兒女捐肝救父。我可想而知這位兒子所受壓力有多大,因為連(這個“連”字並不是姓,而是“甚至”的意思)總統候選人也藉這媒體注意的機會,到醫院探視這位病危需換肝的病人(這位總統候選人姓連則完全是巧合)。後來因為選舉發生的事太多,媒體完全忘記了這位病人。

        器官移植成功,是三十年來的偉大的醫學進步之一,主要由於能夠有效地用藥物壓制人類體內排斥外來的器官或組織。器官的來源一直是靠瀕臨死亡的人生前好意捐獻,或家屬在病人死亡時答應捐獻。這種來自屍體的器官來源一直是供不應求,例如目前全美國有一萬七千名病人需要換肝(另有四萬六千人在等候換腎),但只有三千人得到屍體來的肝臟,約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五的病人因等不及而死亡。

        人在什麼情況下需要換肝呢?當病人有病引起肝硬化,最後失去肝功能時,下列是最常見的疾病﹕

        慢性乙型或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 or Chronic Hepatitis C

        酗酒引起的肝病

        自身抗體引起的肝炎(Autoimmune Hepatitis

        硬化性的膽小管炎(Sclerosing Cholangitis

        原發性膽管硬化(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

        脂肪性肝炎

        先天性肝病

        藥物引起的肝病變

        上述病變中我以為酗酒引起的肝病最不可原諒,他們是自作自受,不應該剝奪其他肝炎病人換肝的機會。幸好美國所有的肝移植中心,雖然不排除酗酒損肝的病人,但都需要他們接受戒酒治療和證明六個月內滴酒不沾,否則移植成功的肝照樣為酗酒所損。至於無可救藥的酒鬼(Unreformed alcoholic),能夠排到換肝的機會非常微小。

        由屍體取來的肝(還有腎)既然供不應求,於是活體的腎或肝移植就應運而生。這是來自活人體內的器官,我們每人都有兩個腎,捐掉一個,問題也許不是很大,但肝只有一個,怎麼捐?可以捐出一半,因為肝的再生能力很強,割去半個移植到另一個人體內,三個月後,那兩半的肝就長成兩個完整的肝,一變為二,又救了一條命,多麼划算,何樂而不為?

        活體肝移植首先發生於日本,因為東方人比西洋人少有死後捐器官的觀念,所以日本肝的來源更缺乏。美國活體肝移植首例發生於1989年,醫師們從一位母親割了一片肝成功地移植給她的有先天性肝病的小兒子。到目前為止,全世界已有二千三百例的活體肝移植。

        活體肝移植的好處在於需換肝的病人不必等到病危臨死前才作,所以成功的機會增高很多。至於器官排斥現象則一樣,並沒有佔便宜的地方。

        200011月,南卡州首先有這麼一例的活體肝移植。一位四歲女孩忽然發病,有黃疸和肝功能衰竭現象,住進南卡醫科大學醫院時,就已被認為需換肝,當時沒有可用的肝,於是她的34歲的醫師爸爸給她半個肝,父女同時經過七小時的複雜手術,爸爸五天後出院,她後來的肝功能一直正常。

        下一個例子發生於日本,也許因為靠近台灣,所以其混亂景象比台灣  320 大選後有過之而無不及,其相同之處則在於因為失敗才會發生混亂。

        日本京都一位少女於1994年得到父親半個肝,到2002 8月又需要換肝時得到母親半個肝。手術後,母親的肝功能大減,後來且呈昏迷狀態,於是在2003年一月換肝,肝的來源來自一位30歲男子,這位男子在早先也換過肝,他的肝也是來自活體肝移植。不幸的是這位捐肝給女兒的母親並沒有因自己得到新肝移植而活下來,成為全世界二千三百位捐肝者第一位死於捐肝。除了她以外,在德國和美國還有數位捐肝者術後死亡。在日本,有十分之一捐肝者,術後有消化系統病症、憂鬱症(悔不當初?)或其他病症,所以捐肝是一項風險很高的行為。

        美國南加州有很多西班牙族裔(Hispanic), 他們也許有他們的孝道,下述一例發生於洛杉磯,很感人。一位57歲的母親,因為腎衰竭而靠洗腎維持生命已三年半。她的肝是正常的兩倍,但大而無當(長了很多囊腫Cysts)沒有作用。醫師們告訴她有個根本解決的辦法就是換肝和換腎,她堅決反對,但在兒女堅持之下,終於於母親、女兒和兒子在同一時間開刀,34歲的女兒給母親一個腎,36歲的兒子給母親半個肝。手術後三個人都康復,而手術後母親所應吃的壓制排斥的藥量,和只作一種移植的藥量完全一樣,西洋的一句諺語“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一箭雙鵰)和華語“一舉兩得”大概就是這樣。

        1999 2月巴西聖保羅市的埃因斯坦醫院有世界首例的特別的活體器官移植,26歲的兒子捐給53歲老爸一個腎臟和半個肝。十天後兒子出院,十八天後老子也出院回去工作。

        活體器官移植的歷史不長,只有十五年,數目也不是很多,所以還缺乏長時期的觀察記錄。在手術技術方面,腎移植遠不如肝移植的複雜,所以其結果也較好,目前所知道的是手術一年後,活體腎移植方面百分之九十五的病人還活著,在活體肝移植方面,百分之七十五的病人還活著,這與接受屍體來的肝移植(百分之八十一年後還活著)相差不多。可是接受半個活肝和接受屍體來的全肝長遠預後的比較目前無法知道。

        活體肝移植目前約佔所有肝移植的十分之一,可能會再增加,因此,為了救親人捐肝而死的人也會增加(目前捐肝者的死亡率大約為百分之一)。我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安,永遠不會有那麼一天必須考慮要不要捐出半個肝或接受半個肝的問題。人是感情的動物,一旦遇上捐肝的問題,很可能很情緒化(emotional)而不能冷靜的思考和選擇。我個人的看法是在活體器官移植方面,捐器官的人不應該比接受器官的人年輕很多。根據這個信念,上述的兒女捐腎或捐肝,或兩者都捐給父母的行為並不值得鼓勵。

        捐半個肝或捐一個腎給親人,讓他或她多活也許幾年,是一項偉大情操,但可能要付出大代價包括死亡。另外有一項也幾乎同樣偉大的捐獻而不必付多少代價的,就是捐血,捐一次血能夠幫助三個病人,所以兄弟姐妹們,抽出時間去捐血吧!至少去一次,像我一樣,然後藉口說捐一次血累了一星期,就再也不去也好。

        在美國這種捐血和捐器官(活體和死體)都是自願,而且法律明文規定不得有金錢交易,就是為了預防人們買賣血液和器官。而且受血的人和接受器官移植的人,也不知道來源,你就是要感謝,也無從謝起,因為怕一旦你找到了來源,謝謝那位已逝世而救你一命的人,他的家屬說不定要敲你一筆錢。至於藥廠需要血液製造治療或檢查用的血清,就必須付錢給願意賣血的人,我想沒有人願意白捐血讓藥廠賺錢吧?有人住院需要輸血時,會受到帳單列舉輸血費用,那是輸血的費用,不包括血液的本身(是免費的),而是包括你捐血時,給你抽血的材料和人事費,血液的檢查(檢查有沒有所有都能檢查的病),捐血人的血型和受血人的血是否合適等等,以及把血液注入病人體內的費用等等。

        我不知道現在台灣血液的來源,是否大部分像美國一樣來自自願捐血的。1960年代我還在台灣實習和工作時,血液來源大部分來自賣血的“血牛”,他們都輪流守在急診處和我一起值班,當我告訴護士這位病人必需輸血時,護士一聲大叫“A”型,立刻有A型“血牛”應聲而來,他和病人家屬進行交易,很方便。然後我向“血牛”手指刺出一滴血,和病人一滴血,加上一滴生理鹽水,如果血液沒有凝固,就是合適。於是我拿出已裝有抗血液凝固劑250 c.c.的大注射筒,向“血牛”抽血,血液和抗凝固劑混合均勻後,直接注入病人血管。這種相當原始(crude)的制度是我由醫界前輩學來的。1965年我到美國來重新由實習醫師幹起,病人需要輸血,我向病人抽出一小試管的血,叫人送到醫院的血庫(Blood Bank),然後給病人打點滴,半小時後,血庫送來一塑膠袋的血(500 c.c.),加入點滴就行,省事多了。我盤算一下光這一些用了就丟(Disposable)的東西的費用,換算40元台幣對1 元美金的匯率和當時台灣一般人的所得,台灣的病人負擔不起,更何況很少人願意自動捐血。

        自從活體器官移植廣被接受後,就算美國法律不准,腎臟的買賣還是避免不了,美國法律在國外並不適用。兩年前我看到報導,花五千美元可以買到一顆腎臟,賣的是一位遠在土耳其的父親,需錢為他小孩治病。美國的病人付五千美元,但賣主只得到一千美元,其他四千元落入中間人士,其他詳情我不清楚,我也聽說過需要器官移植可以到中國大陸去,器官來源來自被處死的死刑犯,事先已商議好,死刑犯的家屬得到小部分錢,大部分錢那裡去了?我們可以想像而知。

        我看過一部‘007’ 的電影,有個地下組織在一處山區建了發射火箭基地,能夠發射飛彈,有能力打下美國和蘇聯的飛彈。我可以想像說不定有黑道組織在那個山區建造了一個設備齊全的器官移植中心,專門替出得起高昂費用的病人服務,器官來源呢?來自那時候經常發生的“失蹤”人口尤其是小孩。如果將來你如果看到這樣的電影,那純是巧合,與我無關。

        今年 327日,中文的華盛頓新聞A4頁登有大標題的宋楚瑜﹕“我願把生命捐給台灣人民!”什麼意思?他真有誠意的話,當活體器官來源最實惠了。他的兩個腎可以救兩名台灣人,一個肝分成兩半也可救兩個台灣人。活體心臟和肺的移植從未有過,技術方面沒有問題,只是從未有活人捐過心或肺。現在宋楚瑜願意捐心和肺,又多救了兩名台灣人,而且又能在心和肺活體移植歷史上留名千古,成為第一位和惟一的心和肺捐贈者,遠比2000年總統和2004年副總統落選人(特別是sour loser)好聽得多。

        腦和神經再生的問題還未解決,如果解決了,那麼腦移植也不再成問題。宋楚瑜的腦還可移植到一位昏迷很久腦死的台灣人,又多救了一位(一共救了七位台灣人)。這位病人醒了過來,因為腦是宋楚瑜的,所以成天在叫著﹕“我願把生命捐給台灣人民!”病人的親人也不在意,只要他不再昏迷不醒就好。可是病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說﹕「呂秀蓮,羞羞羞,喜歡在廣庭大眾前摸男生小腹下方」時,他的親人就後悔接受宋腦的移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