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人生(中)(1963-1970,留美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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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的人生(中)

(1963-1970,留美回憶錄)

     馬作忠
May, 2000
(接上期)

        西洋人認為13是不祥的數字,我卻相反。服完了一年的預備軍官役,1963 713日清晨,我在前一晚由金門搭乘的登陸艇到達高雄,正式退伍。此後開始了終生勞碌的工作(我姓馬又肖牛,注定作牛作馬),感謝主的恩典,從未失過甚至一天的業。

        首先,我回到台大醫院內科,開始畢業後訓練(Post graduate training)的第一年住院醫師(Resident, R1)。當時的制度是當完R3後,大概一半被淘汰出局(另找出路或開業),剩下的當一年的CRChief Resident)。由於編制一直沒有擴充,僧多粥少,幹完了CR很少能留下當主治醫師→講師→副教授→教授的。但CR是省立醫院各科主任的來源。當我幹完R1時,有一半出了國,因此我本來可以穩當到CR,如果不出國的話。可是當完了R2,我也隨著“去去去,去美國的潮流”,選擇出國一途。

        當時住院醫師,也屬公教人員,待遇不佳(就是教授也沒好很多,要靠夜晚在家開業),連摩托車都買不起,是擠公共汽車上、下班的。有些家庭已有黑白電視機,我也沒有。

        在台大內科兩年中,有一位學姊由美國學了心臟導管術,回到台大當主治醫師,常在為病人檢查時,對當助手的同班同學連文彬醫師很不客氣。後來那位仍舊小姑獨處的學姊,不知何故自殺了。忍耐和修養工夫到家的Dr. 連,後來不但當了內科主任,也成為李登輝的醫師。當時還有一位副教授長得瀟洒,很多年輕護士喜歡找他看病,我注意到每個護士離開診療室時都臉孔通紅(大概因為聽診時必須裸露胸部)。後來那位副教授不知何故也自殺了。護士小姐不會找我這樣的小醫師看病,除了台大來身體檢查的女生外,我的名病人只有一位中國小姐候選人(其實任何少女報了名就當然是候選人了),後來當了電影明星,雖然也老了,連續劇中還是常看到她。一位和我一起在內科的同學,幹完R1出國,一年後我在紐約碰到他時,他正束裝回國,回到台大繼續未完的訓練,後來當到副教授,也不知何故於1986年自殺(只有那麼一次我夢見他時,算算時候,正是他自殺後不久,難道他來向我道別?)。別的科我還沒聽說有人自殺的消息。也許我應該慶幸離開得快,否則也許我也自殺了。

        那時候出國是件很麻煩的事。最麻煩的並不是向美國醫院申請的事,而是申請出境和護照。當時人民出國必須有良好的理由,出國留學必須大學畢業通過留學考和有國外大學入學許可,出國實習(像我這樣)或就業必須有合約,出國探親或依親生活必須有僑居地領事館證明,出國商務考察必須是公司經理(可能還要其他證件如國外公司的邀請書)。出國旅行或觀光?Forget it. 除非用旁門左道方法搞到以上的證件之一。1973年我的堂弟夫婦來美觀光,他太太的身份證必須由家庭主婦改為公司經理才能以商務考察名義一起去遊歐洲後來美國看我有什麼方法可以移民。結果由我雇她為管家向美國勞工部申請,後來勞工部通知我她有欺騙行為而不准,因為美方真的去台北調查,知道她是“公司經理”而不是管家。後來他們投資移民到加拿大去。我還幫一位在台大醫學院教過我的老師的親戚以管家名義申請移民也是徒勞無功。勞工部也沒來關心我們老是請不到管家,是如何把四位子女帶大的?

        有了證件之後就是申請出境證和護照,更妙的事情就發生了。每一個人必須有文官簡任或武官少將以上兩名當保證人,保證思想純正。你就是把人的腦袋打開來,怎麼看都看不出思想是否純正,還有,什麼樣的思想才是純正保證書也沒有說,何況並不是每個人都認識高級文官或武將的,我就沒有。我不知道別人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我是拜託台大醫院公教病房的病人幫我找他們認識的人保證我的“思想純正”(其實我連自己都不能保證自己的思想純正)。當醫師的就有這點好處。    

        1965 6月下旬終於出了國,和同學Dr. 曾以及婦產科當完R3的學長Dr. 洪同機,經東京、洛杉磯一起一路玩過來,還一起去紐約市看世界博覽會。Dr. 洪已於兩年前去世。那時候我們的合約都是一年,家屬不能同行,所以我們三人都變成“內在台”(內人在台灣)。當時的機票單程是 600元美金(換成台幣兩萬四千元是我在台大五個月的薪水)。三十五年後的今天, 600元幾乎夠來回台灣了。那時候,在美國看東西的標價,換算起台幣覺得好貴,不敢買。1987年首次回台,看到東西的標價,換算成美金,也覺得太貴不敢買,真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風水輪流轉。   

        我的實習醫院是紐澤西州的澤西市醫學中心(Jersey City Medical Center, Jersey City, NJ),是三棟二十四層的高樓,進紐約港看到自由女神時朝左岸就看得到,是建於三十年代美國經濟大恐慌時,讓很多人有工作。兩棟是醫院,另一棟是醫學院,原來叫Seton Hall,後來因破產由州政府收購,成為州立醫學院。其內科原來就有點小名氣,尤其是肝臟科的Dr. Leevy (黑人),他認識台大(也是台灣)有名的肝病權威宋瑞樓教授,那時候他們兩人也還不知道 B型肝炎的病原和 B型肝炎才是肝癌的起因(而不是Chinese food, 因為中國人肝癌之多舉世聞名)。

        在這裡實習比台大辛苦得多,隔天值班一次(在台大是每三天一次)只是其中之一,主要的還是必須溫故知新才能應付和我同組工作的醫學生和教授。我們都知道老美說個天花亂墜不見得說到要點,我們則是不知要點就不敢說,就是知道要點怕說得不好也不敢說,所以有點吃虧。有的則是國情不同,在台大時,內科住院的女病人根本就不作骨盆內診(Pelvic examination) ,有需要時就送去婦產科。在這裡住院的病人,初步檢查是由頭頂看到腳底,什麼都要看要挖。挖肛門(查有無腫瘤或出血)沒有問題,頭一個女病人,我沒有作Pelvic exam.CR刮了一頓,所以在R1的監視之下,給女病人作骨盆內診,卻因動作生疏(我只在六七年級去婦產科實習時,作過幾次而已)而被R1糾正。此後,入境隨俗,所有住院女病人,我作過幾次熟練後,就讓學生去作了。台灣的病人很喜歡打針,尤其是靜脈注射。在台大當學生到病房實習時,上午第一件事就是替住院病人抽血和打靜脈針,因此練得一身抽血和打針好功夫(這是在台灣取得病人信任的捷徑)。在這裡很派上用場。美國醫師打針抽血技術特差,是因為練習機會不如台灣多。輪派在急診處時(24小時上班,24小時休息,但因沒有住院病人的責任,也算較輕鬆),有一次有個昏迷又抽筋的病人,需抽龍骨水(Spinal tap),頭頂上司R1為了吸收經驗,自己動手,扎了幾針不得,由CR出馬,也不行,我向CR建議讓我試試看,在他們和跟我的三位學生注視之下,一針見水,解決了診斷上的難題,使他們尤其是三位學生對我刮目相看,三位學生尊我為(印第安人的)Chief ,變成我的跟屁蟲。我們所看的病人,都是沒有保險的窮人,所以才能當試驗品。有保險的病人,多由自己的醫師安排住院,我們就不能碰,也就不必作骨盆內診了。

        內科十多位實習醫師中,只有兩位東方人,除我以外,還有Dr. 許,是比我低一期的學弟,在台大當完了R1。在台灣他和我已很熟,在這裡更勝他鄉遇故知。他的未婚妻是台大出身的護士,在50哩外工作,不久結了婚,不但沒有時間去度蜜月,還仍舊兩地分開,週末才來他宿舍過夜。當他輪在急診處時,有一次星期六她來了,他正在上24小時的班,我剛好星期六下午以後和星期天都off 。君子成人之美,反正也閒著無事,我自動去代他上班(和在台灣一樣,我們的值班都沒有加班費,護士小姐們看到我直搖頭),讓他去和新婚妻子團聚一番。後來Dr. 許搬去芝加哥,1977年我們去看過他們一次。可是幾年前,許太太得了神經性耳聾,助聽器也沒用。外科有一位台灣來的高醫畢業的實習醫師,他在台灣的太太學過音樂,彈得一手好鋼琴,一再吩咐她丈夫跟我去紐約大都會看歌劇。我帶他去看“遊唱詩人”。有些人如朽木不可雕,並不是看歌劇就能提升氣質的。他們後來搬到北部,太太從事房地產掮客,紅杏出牆而離了婚。聽到消息後我也很難過,常在想(wonder)如果每次(我一共去了十次)去看歌劇都拉他去,會不會離婚就可避免?我是很願幫他,尤其是他曾經對我說過任何人都喜歡聽的話。午餐時他很喜歡去和護士學生們混。有一次他對我說﹕「馬先生,你是怎麼搞的,有一位學生說你使她改變了對醫生的看法。」其實我從未和那位女生說過話,她也許注意到我在病房和急診處對病人的態度,那也是我在台大內科對病人的態度,同時也是因為我是基督徒(她並不知這一點)。不論如何,這句話很受用,也不枉學醫以來的任勞任怨。我想醫生最容易被病人appreciates 時是在沒有金錢關係的時候。如果他pays,你對他好則是理所當然的。

        當年汽油很便宜,每加侖不超過30 cents  。美國蜘蛛網似的高速公路以及到處的車群,都是台灣還沒有的。留學生到美國之後,首要之務大概是學會開車後再弄部車子,也許因為有其需要(很多地方無車等於無腳),但也因為成為有車階段很容易。到美國不久,Dr. 邱開著 100元買來的老爺車由60多哩以外的地方來看Dr. 許和我。我們三人都在台大內科待過,Dr. 邱是CR。當年有一些藥廠推銷員,因為住院醫師是打第一線,實際上(day to day)在看病人的,所以對住院醫師百般討好,為的是要我們用他們的藥。各科的CR通常在推銷員拜託之下,為住院醫師安排一些節目,例如上北投喝花酒洗溫泉,我不能否認我也去過,但我只是純吃飯,不喝酒也不搞對不起妻子的事(類似的陋習在美國也有,例如藥廠出錢支援醫院醫師再教育活動。北美台灣醫師協會每三月一次的聚餐演講,會員及配偶免費,客人每名$30 ,為何免費?因為藥廠出錢)。Dr. 邱是個family man,所以他當CR時,所有活動都包括配偶,例如去中央酒店吃飯和看表演。去金山海水浴場時更包括小孩。Dr. 邱於 6年後(1971)也搬來華府,他一個人來找工作面試後,租公寓時租約必須夫婦同簽,Dr. 邱拜託內人代還在紐約的邱太太簽字,反正老美看東方人都覺得同一臉孔,當Dr. 邱全家搬來時,公寓經理根本就不知道簽約的邱太太和真正的邱太太不同。第二年我們在馬州蒙郡的Flower Valley 買了新屋,Dr. 邱也跟來,變成相距十棟家屋的鄰居,房子是同一型而左右相反。我家大女兒就是在讀高二時,去他家慶祝他大女兒生日而認識我未來的大女婿。Dr. 邱不幸於1988年英年早逝。1990年我們搬去北維州Fairfax ,邱太太也搬來,又成為相距十棟家屋的鄰居,房子也是同一型式而左右相反。邱太太是我知道的這一代唯一不會開車的女人。有一次我遇到Dr. 邱的同學,他問起邱太太近況時說﹕「聽說她過得很好,有一位太太很照顧她,常開車載她到處跑。」我說那位太太就是內人,她說Dr. 邱臨終前曾拜託她照顧邱太太。她也曾拉邱太太到教會來而不成,因為邱太太不能接受童女生子的事實,願上帝開恩帶領。

        我的中學同學,有數位進了台大工學院,他們都在1959年畢業,碰上「八七水災」,所以服預備軍官役時都在中部災區作重建的工作(比我去金門好上百倍),然後也都出國留學。當我在1965年來到澤西市時,他們也都學成得了碩士,找到工作和拿到居留證(Green Card)。其中一位賴同學住在附近,卻在馬州巴地爾摩遇到Dr. 曾(他的妹夫陳泉淵是賴同學在台大土木系的同學),知道我的地址,因而和我聯絡上了。此後在我不值班的週末,就開他的新車由二十哩外的住所來接我出去。他和三位男生同租一棟獨立家屋,有兩名也是我的中學同學,四位都還是單身漢。在他們那裡,看到了60年代台灣來的留學生的生活,跟他們打麻將,吃他們作的菜,看美式足球和一起去紐約訪友等等。後來他們一個個先後結了婚,散居各地,但賴同學仍住在附近,我們定居馬州後,去紐約時,也常去他家過夜。1994年賴同學回台探視老父,回來時他自己在飛機上不覺得,來接機的當護士的太太知道不對勁,立刻帶他去她上班的醫院,第二天醫院安排用直昇機送他到有名的克里夫蘭醫院(Cleveland Clinic, Ohio)時,已瀕臨肝昏迷階段,原來他在台灣染上急性 B型肝炎。在等候換肝時,曾一度有死去的人贈肝,但因太大,東方人的腹腔裝不下,只好再等,幸好在宣佈無望數小時前有個女的贈肝,才完成了換肝而把命救了回來,他奇跡似地仍舊活著。1996年我們去看他,情況很好,能唱卡拉OK。他真是現代醫學奇跡的受益人。

        美國醫學後訓練的待遇也是很差。當實習醫師時,我的待遇是年薪三千元(但管單身的吃和住),比紐約有工會的垃圾工人還差。有碩士學位的土木工程師年薪九千元。到美國半年後,我又面臨了人生再一次的選擇,就是當完了實習醫師何去何從的問題。結果我選擇了去對岸的紐約市的紐約醫學院(New York Medical College) 的教學醫院市立大都會醫院(Metropolitan Hospital),而且由內科轉行到病理科(Pathology) 。當時在台灣,只有台大有病理科,而且病理科是屬于基礎醫學而非臨床醫學。在美國,病理科訓練分四年,第一年是解剖病理,專作病人死後的解剖檢查,第二年是外科病理,也就是活體(Biopsy)標本的診斷,大部分與癌有關。第三和第四年是臨床病理(Clinical Pathology),是關於病人的血液、尿、糞和其他分泌物的檢查和診斷,這一部分在台大屬於“實驗診斷科”。病理科訓練完後很多人都去醫院工作,主要是為外科或婦產科送來的開刀或biopsy所得的標本或pap smear 作診斷,同時監督(supervise)檢驗科的操作。一部分人則留在醫學院教書走學術的路。搞病理的除了怕診斷乳癌錯誤讓病人失去乳房或沒有認出癌細胞讓人死於子宮癌挨告外,通常壓力不大,又可免去三更半夜被人叫醒,這是我選擇病理的原因,何況那時候美國缺乏病理醫師,要找醫院支持申請綠卡較易。

        紐約市立醫院待遇較高(年薪54)。所以我放棄了另一個機會,是在中西部的堪隡斯(Kansas)州立大學的病理科,還可以得到Ph.D. 的學位,但因待遇低,走學術的道路又長而辛苦,只好放棄。申請醫院時,我還寫信去台大拜託病理科主任葉教授出推薦書(病理學是台大醫學生的一道難關,有些學生因不及格而留級,他也似乎很自傲有人因他而留級),他極力推崇我去Kansas走學術的路線,可是我自己有苦衷,如果當時沒有家累的話,我很可能去的。兩年後,紐約地區校友聚餐歡迎葉主任時,他看到我在紐約很驚奇,他以為我應該在Kansas的。此後,只要聽到是歡迎葉教授的餐會,我就不敢參加,似乎覺得有點對他不起。

        有了下一年的合約,我們這些“內在台”的,才能去領事館申請配偶及子女來美依親證明和入美的簽證。1966 5月,她帶了 5歲和近 4歲的兩千金來到紐約機場。兩個月前,我以分期付款(另一樣台灣還沒有的制度)買來的$ 1700的全新的VW烏龜車被偷而回到無車階段,完全靠她在Vermont 當牧師的舅父開車來接機。    

        我在醫院大門對面租了一間一睡房有家俱在四樓沒電梯的公寓,因再過一個多月,就得搬家,所以沒有裝電話。由窗口可以看到我的病房,所以當走得開時,我就回家吃飯,但吩咐護士需要找我時,將某個窗的 Shade拉下,我會立刻趕過來。保險公司不久賠了$ 1500,剛夠買一部法製Renault 小車,後來平安無事開了三年多,跑遍東北部,包括尼加拉瓜瀑布,東海岸最高的山(Mt. Washington, NH)和緬因州海邊的國家公園。

        那年七月開始到紐約市上班,因找公寓不易就在原來地方住下,每天開車經河底隧道去紐約的東邊一百街上班。秋天開學時,只會說台語的大女兒上學讀幼稚園,老師對她很好很照顧,大女兒和她一直有信或卡片聯絡,甚至到她退休搬去加州時,有一年她沒有回信,可能已經蒙主恩召。

        那一年Dr. 曾由巴地爾摩搬到紐約的布魯克林(Brooklyn),和我只有兩水之隔,他還未買車,所以我那部小車就常去載他們夫婦出遊(四個大人加上兩小女孩)。他們已有個幾個月大的兒子,被祖父母扣留在台灣,後來到四歲時才還他們。Dr. 曾在紐約屢考駕照未遂,就借用我家地址在紐澤西州考駕照一試即過。興沖沖地買了一部中型的新車,沒多久,據他自己說他明知車過不去,還是開過去,結果車門弄了大凹陷(dent)。有一夜,他打電話告訴我車被偷了(因為我有車被偷的經驗),我聽了告訴他可能被拖走,因為在曼哈頓中城(Midtown Manhatten) 不可能有可以在街邊停車的地方。我說得不錯,原來他把“Towaway” 看作“Two Way” ,就把車停在那裡,當然不用多久,就被拖走了。他自己也到處告訴朋友他的笑話。

        1967年夏天,Dr. 曾搬去賓州,我接下他的一睡房公寓。那時候他那一條街的猶太人早已紛紛搬走,搬進來的多是黑人,連房東(他自住一間另外三間公寓出租)也是海地來的黑人。我是貪圖房租便宜,又免另買傢俱(向Dr. 曾買他的傢俱),而且房租又受紐約市政府管制(Rent Control房東只能在換房客時加15%的租金),還有房東也不在乎我們還有兩位小孩。本來是暫住一陣,然後再搬去大一點的公寓,豈知後來一住就是三年,甚至三女兒出生(1969)後,還是擠在那一睡房的公寓。還好雖然黑人多些,治安還不錯,走半條街去店裡洗衣或半夜三更由地鐵站走兩條半街回家都沒有問題。兩位女兒也可步行一條半街去上學。植物園在五條街外,那裡的櫻花很有名,比DC的美得多,每年五月初盛開,所以每年都去賞花。

        那時候紐約市長是共和黨的Lindsay ,他任內很多工會都以各種方式(罷工或威脅著罷工)得到優厚的加薪。1968年市立醫院的實習和住院醫師委員會也替我們爭到大概美國最好的待遇,我的年薪由六千增加到一萬零五百元,所以生活就好過得多。

        當我在台灣還未畢業時,台大每年派五、六年級學生一名到台中醫院內、外科實習,每次都是我自願去的。外科有一位國防醫學院畢業的主治醫師Dr. 吳,那知三年後,我到紐約的新地方報到當R1時,他已在那裡當完R1。此後我們同事三年,成為忘年之交(相差十歲),後來各人走不同的路,但也常有聯絡。Dr. 吳已退休多年,搬去舊金山。1998年我的三女兒在加州史丹福大學結婚時,他們因吳太太行動不便禮到人不到。我們去看他們,吳太太幾近全聾和全瞎,很難跟她溝通,Dr. 吳身體仍很健康,白天多去圖書館消磨時間,是不得已的辦法,否則要他如何整天面對著嘮叨不休卻無法溝通的妻子?

        在醫院還遇到一位學弟Dr.X(我不說他的真姓),是香港僑生,在台灣雖不熟,在此地當然也有如他鄉遇故知。他邀我去他家(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的公寓),見到Mrs.X 才知道瓊瑤小說筆下的女主角真有其人。任何人看到他們免不了有鮮花插牛糞的感覺。她是外省人,在台灣讀音樂系時和老師(頗有名氣的年青教授和作曲家)相戀。師生相戀在當時的台灣為社會所不容,女方父母當然氣憤和反對,送她遠離台灣到歐洲維也納就學。後來遇到去那裡旅遊的Dr.X,來美後兩人就結了婚。Mrs.X成為我家兩千金的啟蒙鋼琴老師。就在每星期一次去她家學琴時認識了住在對面的台灣人徐先生,他是1961年由台大土木系畢業的。我們三家立刻成為好友,常相偕出遊。1968年底,Mrs.X一舉得男(她要他長大時學音樂成為指揮家,數月後我卻三舉得女),此後Dr. X夫婦關係逐漸轉壞,我們和徐家夫婦夾在中間常有無奈和無力的感覺。MrsX將一個裝得滿滿的白色大信封交給我們保管。1970年我們搬來馬州後,他們終於走上離異的路。Dr.X聽說回到香港。Mrs. X曾經和住在加拿大的哥哥來過我家。她說她在紐約見過也已離了婚的初戀情人,他後來再婚,但新娘不是她。我們將那一大包東西還給她,她不收說可以扔掉。我們沒有扔,打開來是幾本他著作的音樂書籍。她說離婚後曾因申請綠卡的事問移民局,移民局的職員說﹕「You are dead」(妳完了),所以她去加拿大。後來她和一位小她數歲的白人(同為學音樂的)結婚,還寄給我們一張夫婦合照。可是此後就如斷了線的風箏,無影無蹤,生死未卜,常說“紅顏薄命”,就是她的寫照。徐先生後來一直住在紐澤西州而在紐約市工作(被恐怖份子炸過的世界貿易中心大樓),我們每次去他家時都必須睡在Master bedroom 1995年娶媳婦時我們去參加,徐太太整晚繃著臉,不喜歡她的白女人媳婦,一年後抱了孫兒卻樂得笑哈哈。當年徐先生介紹的姓湯的同學成為我小姨的丈夫,已不幸於1995年感恩節前去世,後來徐先生因視力衰退而退休,我還沒有去探視過,去年他們在費城嫁女,我卻因腰痛臨時取消開車去參加的行程。

        1965年來美頭五年的新朋舊友,35年後回想起來就有那麼多的悲歡離合的變化,不能不感嘆人生的變幻無常,也就特別感受到主對我們全家的恩典。(下期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