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人生(下)(1970-1999,留美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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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的人生(下)

(1970-1999,留美回憶錄)

馬作忠
June, 2000
(續上期)

        1970年美國總統詹森(Lyndon Johnson)簽署了新的移民法,使很多人受益非淺,特別是亞洲人(舊移民法重歐輕亞)包括來自台灣和中國大陸。它使台灣合法移民數目增加到每年兩萬名,還使像我以交換身份(Exchange VisitorJ-1 簽證)來美的人五年期滿申請移民時不需先回原住地兩年。移民法又以親屬為主,所以“一人得道,雞犬昇天”,移民局後來有一位移民變成公民後引帶了二百五十名親屬移民的最高記錄。1980年代以後,台灣一批批地以移民身份來到美國,都是5060年代的留學生奮鬥“得道”而來的。也許你說那麼那些依靠有美國公民身份的兄弟或姐妹而移民來美的就是昇天的雞犬囉?我沒有說,是你說的,不過也沒有錯。

        以移民身份來美國的好處是沒有居留不確定(uncertainty) 的憂慮,因為他們在離開台灣之前已知道在美國的居留是永久的,不像我當年出國,知道可以停留五年,期滿後呢?只有天曉得。當年以留學生身份的,拿到學位後有18個月的在職訓練,只要找到雇主支持,就可得到綠卡。像我拿 J-1簽證的人就難得多,必須先離開美國而且須回到原住地兩年。當時我們出國目的,除了經濟上的原因,下意識中也為了逃避要攻取台灣的共匪,所以回台是最後的下下策。因此,很多比我更早來美的校友,莫不以各種方法拖延。找個美國公民結婚最有用,但對於已婚的人則不行。有的在醫院作一輩子的研究員(Fellow)或住院醫師,我就知道有人當完婦產科、麻醉科和病理科的住院醫師,至少九年的時間,也幸好趕上1970的新移民法,否則還不知道他要再轉那一科呢?有的就去加拿大(僑生最多)兩年,卻回不了美國,就在加拿大定居。再不然就用在美出生的子女為理由申請免回原住地。我家老三的出生,一半原因是我們想要個男孩,另一半原因也是為了綠卡。誰知又生了個千金,而且申請綠卡也用不著了,所以你覺得那就是白生了?也不是,我們很高興生了她,因為從小到大她就是個美女(老王賣瓜自賣自誇)。

        1970年初開始為找作完住院醫師後的工作而忙碌。我會到馬州Glenn Dale(在 PG County)的醫院工作也是為了綠卡,因為該院有為前期校友申請成功的記錄,誰知我所有為綠卡的事都是白忙一場,原來上帝恩典滿滿,已經為我安排好,船到橋頭自然直,當新移民法生效後,綠卡問題也逢刃而解。

        住在紐約時,我們在唐人街(Chinatown) 找到一家華人衛理公會,就經常在那裡崇拜。那時教會不多,更沒有說台語的,這還是唯一由粵語翻國語的教會。可惜不久內部發生爭執,創辦人和牧師分裂出去,不過教會還繼續存在。當我們搬來馬州時,曾答應牧師儘快回到紐約工作和崇拜。後來因在華府地區樂不思蜀,從未有回紐約工作的念頭。

        我每年有兩星期假期(這也是台灣還沒有的制度),所以遊遍東北部(每天上下班各經過一次的聯合國卻從未入內參觀過)。也久仰維州羅莉仙洞(Luray Caverns   和國家公園天頂路(Skyline Drive)的大名。1969秋天,由紐約開車八小時多到羅莉,在汽車旅社住一夜,第二天遊了山洞取道天頂路,欣賞山景和山谷的鄉村景色,和貝多芬在維也納所見不同,但同樣有“田園交響曲”的情調。下山出來沒多遠就上Rt 55DC。在上Rt 55 之前,我已忘記左邊是什麼樣子,但從未想到十年後那裡新建了一棟20間客房的汽車旅館,而且一年多以後(1980年六月)居然是屬於我們的。

        1970年六月底我們搬來馬州PG郡的Riverdale。 因為三年來全家五口都擠在黑人區的一睡房公寓(夏暖冬涼),所以就捨棄醫院內廉租的宿舍而不住,在一花園公寓區(Garden Apt)內租最貴的三睡房連棟屋(只有五棟),房子很新,有中央空調(在紐約見都未見過),還有社區游泳池、兒童遊戲區及大片草地讓小孩騎車,住得很舒服。以後一生中又搬了三次家,買的都是全新的房子,也許下意識中有補償的心理,就像蔡茂堂醫師/牧師所說的有人在家裡每個房間包括廁所都放了一盒巧克力(因小時候想吃糖而沒錢買)同樣的心理。

        搬來兩個月後,有一天清晨,大腹便便的她開始陣痛,由於18個月前老三出生折騰了24小時,所以她在痛了一小時多才叫醒我,我連絡她的產科醫生,就開車送她去醫院,剛右轉上街時,她大叫孩子快出來了,我立刻右轉進公寓區內已空無一車的停車場停車,自己接生(幸好在產科實習時接過數位嬰兒來到世上),我穿有鞋帶的皮鞋(就是為了預防萬一),就用鞋帶紮緊臍帶。雖然是我們所盼望的男孩,還是免不了問上帝既然賜給我們男孩,卻為何生在這樣的環境呢?不過後來想一想,出生在汽車後座,總比耶穌出生在馬槽好得多,沒有馬槽,不但看不到三博士,連一個幫我叫救護車的人影都沒有。

        事先雖然她再三催促,我以為離預產期還有兩星期,急什麼?所以一直就未演習如何送她去醫院生產。這下子可慘了,我開車上B-WBaltimore-WashingtonParkway 南下,第二個出口(看到院在左前方高高在上)出來左轉,穿過公路高架橋底下,右邊第一條街是上北方回家的車道,所以不敢上去,過了那條街,醫院(PGGeneral Hospital)的高樓在右方,近在眼前就是找不到上去的路。問路人他也不知道,再開一會才看到站在屋外的人,他住在那裡所以應該知道的。才知道我必須開上往北回家的車道,在上公路之前左邊又分出一車道直通醫院。到了急診處,護士問陣痛何時開始?我說嬰孩已出生(報佳音),她跳起來召了兩人推著床衝出大門,看到嬰兒舒舒服服躺在母親腹上就一時呆住了,不知怎麼辦。我提醒護士找把清潔的剪刀剪臍帶,三人立刻六手六腳把他們母子移到床上推入產房,她的醫生已等候多時必須把胎盤接出來。我兒子因產在不潔的環境所以被罰在嬰兒室角落上觀察48小時,遠離其他嬰兒。感謝上帝,總算有驚無險。也許上帝在考驗我去產科實習時有沒有偷懶。回家後首先必須把車後座的血擦淨,卻引起了鄰居太太的注意,為了免去殺妻滅跡的嫌疑(車裡有血而太太不見了),我趕快向她解釋換來她的道賀。朋友和同事們知道後都說我省了一筆接生費,非也。當時BCBS的保險,只保生病,懷孕生產不是病,不在保險之內,不但接生費照付(因為醫生仍舊必須接下胎盤,沒接到嬰兒也不給credit),而且我還得付兒子去急診處的費用(他如出生在產房就不用,保險也只保出生24小時以上的嬰兒)。世界上不公平的事並非只有這一樁,母子都平安才是最重要的,感謝主。

        Glenn Dale醫院工作本來是權宜之計(為了綠卡),並沒有打算久留。醫院雖在馬州,卻屬於還未有自治權(House Rule)的華府特區政府,也是聯邦政府的一支(市長由總統委派,姓華盛頓的佔便宜,當了華盛頓的市長),因此我變成聯邦政府的公務員。同是公務員,美國是比台灣好得多,但比起民間醫院,待遇還是差。1971年的榮民節(1111)長週末,我載著全家六口去西維州(West Virginia)面談新的工作,在維州I-81靠近Harrisonburg時,天雨路滑,一路維持70 MPH的車突然滑離路面,衝向左邊安全島,當時本能的反應是腳急踏煞車,眼前只見一片綠,車子向右大轉彎180 度,車子左後方卡在路邊的欄杆(Guard Rail)而停住。我不能不承認上帝再一次保佑我們全家,那一圈轉得小一點,我們就會迎頭撞上來車,那一圈轉得稍大一點,就衝出路邊翻到深谷底下,同樣後果不堪設想。我們全家當然嚇得面無人色,十歲的大女兒緊摟著14個月前才出生在後座的兒子(他幾乎成為出生和死亡都在同一處的人)。很多車子都停在路邊,人跑來看看我們,我試著車還能發動,先把車由北向轉調到南向(免得警車來時發現我行車方向錯誤 wrong way),  然後謝謝來看我們的人群,他們也確定我們都毫髮未傷,車也能開,就各自上車走了。我開到下個出口出去,再折回公路北上,打道回府,取消了找工作的面談。去時才開了兩小時,回程慢走,而且不敢再穿過彎曲的山路,由I-81直走碰到I-70時轉南經 I-270回家,足足開了五小時。

        我已忘記小時作文“我的志願”是怎麼寫的,但不論寫的是什麼,我一向就心無大志(不想當救民救國的民族救星),有的只是和相愛的人組織家庭養育兒女,快快樂樂的度過一生(其實這也是大部分人的人生觀),經過這次大車禍,檢回了六條命,使我更是與世無爭。今後不論再活多久,再賺多少錢,完全是額外得來的,就不必計較了。因此才決定不再找新工作而在政府的醫院混下去,為的是壓力小,而且有還不錯的退休金。

        既然決定定居下來,就開始找房子。過去一年多,是我這一生中上、下班  commuting) 最舒服的時候,距工作地點只有七哩多,只需15分左右,因此常可回家午餐。可是為了孩子們的教育,買房子必須搬到較遠的蒙郡,注定此後必須每天來回60哩和兩小時的命。看了兩個週末的房子,第一個週末她就看中了在  Rockville Flower Valley的新屋,第二個週末去看華人最喜歡的PotomacFalls Road的新屋,有五個樣品屋,看了兩個後她拒絕再看下去,就回去Rockville 簽約給定金,還每星期去看蓋房子的進度,直到四個多月以後落成搬入為止。

        其實在簽購屋合約後不久,接到一家醫院的信,給我的薪水是我當時的兩倍。不到黃河心不死她和我都覺得不去看看今後也許不能真正過得心安理得,於是全家六口又上路了。這一次沒有出車禍,醫院在維州東邊的半島上(Eastern Shore),非常鄉下(醫院本身倒不錯,比我的好得太多),最近的都市是Norfolk ,要開三小時多。度假時我必須自掏腰包請別的病理醫師來代工。工作環境是好,可是小孩的生活條件和教育都比華府地區差得多。人生在世,金錢並不是最重要的條件,生活品質也應該佔重要的地位。我婉謝了醫院的邀請,就死心塌地在此長期定居下來。

        那時候劃府地區的人口比現在少,Beltway以北的I-95以及I-66都還未完成,但塞車並不嚴重。林肯記念館前可以開車過去,四周也可停車,阿靈頓公墓也可開車進去也隨地都可停車。甘奈迪演藝中心和地鐵都剛始建造。中餐館不多,中式雜貨店更少,而且價錢比紐約貴35%。有一次我們去紐約就用那部巨大的ChryslerTown & County Station Wagon載回來 400元的乾貨(省了 140元,半個月的房租)。

        搬到 馬州後,來探訪我們的親戚朋友很多,尤其是1972年四月搬進新屋後,大家都很喜歡我們的新居和屋外環境,特別是由台灣來的訪客。那時候台灣以沙拉油桶蓋高樓大廈還未盛行,所以現代化公寓還很少,舊式的樓房當然比美國的住屋差得遠,由於政治和經濟不穩定,也沒有分期付款的制度,不像我只付百分之十的頭款,就有新屋可住。只要有訪客來,我就得請假(用掉自己的假期)帶他們遊白宮、華盛頓記念碑、林肯記念館、阿靈頓公墓和傑佛遜記念館,所以那些地方我去了至少二十次,甚至羅莉仙洞也去了十次。

        不久,台灣被踢出聯合國,還在台大教書的連戰教授高呼“大家不要怕,明年我們會重回聯合國”(載于聯合報),我相信蔣經國很賞識他這一句口號,連戰也因而官運亨通,一直當到副總統,可是快三十年了,台灣還是未能重回聯合國。

        1973年,由於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紛爭,美國受到池漁之殃,石油禁運的結果,不但石油大漲,大家還必須大排長龍才買得到汽油。能源危機解決後,便宜的汽油也變成good old day的事,不過我們還是在暑假帶孩子們出遊,去過好幾次狄斯奈世界。1977年還花了四星期,遠征西部八州,遊了大部分的國家公園,孩子們也永遠記住那一次的“super trip”。

        美國的教育費比起台灣貴得多,我們孩子的數目又是“兩個恰恰好”的雙倍,可 想而知教育費負擔必定可觀(後來他們共唸了二十六年私立或外州州立的學校),因此,1973年我開始在一家社區醫院急診處兼差(星期六晚上),作了九年。當時有一位精神科醫師  Dr. Moody, 訪談了幾十個瀕臨死亡邊緣被救回來的人的經驗而出一本暢銷書,叫“Life after Life”。 他綜合那些人所說而記載人死亡的過程大約如下﹕當人死亡時,聽到很大的噪音,然後如飛穿過黑暗長長的隧道後,有如靈魂出殼,輕飄在空中,這時候沒有宗教信仰的人說遇到“光體”(Light of Being),基督徒則說遇到耶穌,耶穌問他這一生成就了什麼?然後他的一生像無數的幻燈片同時呈現在眼前。幾乎所有的人都說那裡的景觀在世上從未見過,有非常寧靜的感覺。雖然他們都不願離開,但還是活著回到世上而覺得再度面臨死亡時就不害怕了。此書一出,當然引起議論紛紛,其中有一可能性就是那是人的腦在缺氧之下所引起的幻覺。有很多人學會了急救術(CPR) 這種急救術是我來美後才有的,我親手作過急救術大約有十多次,只救過一個病人,就是有一次在急診處兼差時,來了一位心口痛的病人,他在登記處辦手續時,我看他不對勁,就叫護士先帶他到診療室躺下量血壓再說,不一會護士大聲叫我進去,原來他已經呼吸停止心也不跳了,已符合死亡的條件。我趕快開始急救術,到最後還用電擊才使心臟重新跳動,救了回來,幾天後還能出院回家。這是典型的急性心肌梗塞(所謂  heart attack),急救術是在死亡五分鐘內施行才有效。我曾問病人有沒有夢見什麼(想證實是否如 Dr. Moody書中所描述的),他說什麼也沒夢見。不過也不知道他有沒有說實話,因為 Dr. Moody  所訪問的人,最初也不敢說,怕人家以為他發瘋。

        搬來馬州後,起先我們去銀泉市的中國教會崇拜。有一次牧師說要加入教會會員的向某長老報名,我見了某長老,他說要加入他們教會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因此,我們就去華人浸信會,有一次星期日沒去作禮拜,第二天長老蔡太太(旅菲律賓華人,會說閩南語)打電話來,把我們說得有如十惡不赦的人,就再也不敢去了。幸好不久有了台灣教會,剛由陳哲仁醫師家搬到  Wheaton來, 此後我們就一直在那裡崇拜。那時和我家四位小孩年齡相當的兒童和青少年不少,可能是當時沒有專業傳道人帶領,以至於這些小孩長大後,不但沒有人去當牧師(倒是出了數名醫師),甚至好像全都離開了教會。

        1978年,醫院鬧著要關門的謠言(1982年真的關門大吉),因此我找到聖依莉沙白醫院的工作。醫院的命名是因為建在華府名叫St. Elizabeths 的地區,歷史悠久,是美國第一家精神病院(Hospital For Insanes), 在美國南北戰爭中曾當過收容傷患的醫院。克里夫蘭(Cleveland) 總統曾在此秘密地作過切腦(Lobotomy)的手術,這是當時對憂鬱症的實驗治療法。我看過南北戰爭的電影,因此走在醫院廣大的庭園中,有時會想像出當年這裡可能的景像。醫院佔地數十英畝,有數不清的龐大的紅磚和紅瓦屋頂的樓房散佈各處,附近街道還留存直通醫院的火車鐵軌。當我於11月中報到上班時,醫院有五千多病人,分屬於六個 DivisionsDivision Director的官很大,在軍隊裡相當於師長,在台灣相當于處長。每一個Division也相當於一個中型的精神病院,都用人名命名,其中有John MarrDivision,那位馬約翰先生,是醫院的職員,上班時被一位病人用手扼死,為了記念他所以整個Division就變成他的,可見在此工作有其潛在的危險性,病理科屬於Division of MSSPMedical and Surgical Support Program., 簡稱M & S)。M & S 的規模有如一家中型的一般醫院,有內科、外科、麻醉科、眼科、開刀房和加護病房及各科門診部,我是病理科的第六位醫師,可見規模不小。精神病人除了精神有病以外,也和一般人一樣會生病,也會長癌,或許比一般人更容易患病,M & S 就是照顧這些病人身體上的病。當時醫院是屬於聯邦政府的國家精神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簡稱NIMH),所以經費充裕,尤其是60年代,聽資深的醫師說他們那時候要什麼就有什麼,也是我頭一次接觸過電子顯微鏡(可放大一萬倍,一般的顯微鏡只有一千倍)的地方。可惜好景不常,醫院一百多年舊的樓房無法通過現代的防火和安全標準,要花巨款翻修才行,因此外科和內科加護病房關閉,病人以合約方式轉送到華府的喬治頓(Georgetown)或華盛頓大學醫院照顧。80年代以後,精神病的藥物治療發達,很多病人受益,不需長期住在醫院,可以回到家裡(如果家屬願意接受)或社區裡其他的住宿安排,因此醫院和病理科一直都在縮小(Down sizing )。由於經費過於龐大(每年兩億多),病人又多是華府住民,所以聯邦政府從卡特總統開始,就一直要把醫院轉給特區政府。1987年,聯邦政府終於把醫院丟給特區政府,包括數十座龐然大物一百多年舊的樓房,但維護和整修費用並沒有隨著醫院的轉移而來。醫院的住院病人已由五千減到一千三百,病理科醫師也由六位減到兩位。由於 CAT Scan 的發展,我負責的核子醫學(Nuclear Medicine)檢查部門也關掉,後來連PAP Smears也少了很多,所以三年前我就外調去接替死在任上的員工門診部醫師的工作。由於工作量也不多,去年起必須兼管病房的工作,我是不願意和精神病人有單獨的接觸,加上我們租給陳先生經營的旅館期滿,我也達到當初(1971年大車禍)所定拿終身退休俸的目標,因此就從政府機關退休下來,來接管自己的汽車旅館,安享餘年。

                                                                                                                                    全文完於2000 415

                                                                                                                                                                  Front Royal, VA